开玩笑的时候会说：“我和钟扬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两个著名的胖子。”然而在内心里，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始终对钟扬怀有一份深深的敬重。他说，倘若用一个词来凝练钟扬的一生，应该是“追梦”二字，“钟扬就是一个一生追梦的人”。
12月22日，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同事、学生、妻子等深情回忆钟扬，讲述他为了祖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忘我奉献、播种未来的先进事迹。他们说，钟扬扎根中国的大地，是不忘初心的追梦人，是耸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是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
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今年9月25日因车祸不幸去世。他连续援藏16年，在野外收集上千种植物4000多万颗种子，用心培育大批优秀学子……在53岁的人生旅程中，留下太多不平凡的足迹。
近日，教育部追授钟扬“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中共上海市委追授钟扬“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一场场座谈会、报告会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藏大学、上海杨浦等地举办，一股学习钟扬的热潮在全国各地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钟扬同志是新时代的重大先进典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高度契合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时代号召，集中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知识分子的时代风采，生动诠释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的时代内涵。
钟扬虽然离去，但他的事迹依然被传颂。
心里永远装着国家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的心中有许多梦想：查清青藏高原植物种质资源的家底，为人类留下宝贵财富；让上海的海滩也能长出大片大片繁盛的红树林；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为了这些梦想，他对科研、育人和生态保护痴情付出，却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
“钟扬老师凭着内心的挚爱去做事业，不管是在上海种红树林，还是为小朋友做科普，抑或坚持16年援藏，都不能用现行的评价体系去考评，但他做得义无反顾。”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说。
上世纪90年代初，钟扬与妻子张晓艳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和留学。当时选择回国的人并不多，但钟扬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回国时，别人往往带生活中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钟扬却买了计算机、复印机。
张晓艳回忆说：“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然而，这正是钟扬的做事风格。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2000年，钟扬放弃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岗位，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那时他已“官至副厅级”，但他并没有把官位和职位看得很重。
到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后，钟扬和几位老师一起承担起重建生态学科的使命。他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
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调研和实地野外考察，钟扬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未受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我国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青藏高原。
从2001年起，钟扬坚持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3批援藏干部。一方面他收集植物种子，为保护生态存储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致力于在西藏建设生态学科，培养人才。
十几年来，钟扬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他始终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钟扬和团队在西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带领学生用3年时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通过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为珍稀巨柏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一次钟扬提出，现在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如果有红树，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
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但钟扬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在内心里，他希望上海光秃秃的海岸线能长出美丽的红树林，成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
在双胞胎儿子幼时的记忆中，钟扬是个“不靠谱的爸爸”，因为他每次答应要一起出去玩，事到临头总是被冲掉。学生有事情，出于行政职务需要，或者西藏同事有需求，钟扬总是放下与孩子一起玩的约定，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金力说。
打造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钟扬
刚到西藏时，钟扬发现，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是“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学科底子十分薄弱。很多人对钟扬的到来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学校来过一批又一批合作者，似乎都没实现什么科研突破。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钟扬居然留下了，而且一干就是16年。
钟扬生活异常简朴，常年穿的一条牛仔裤是在拉萨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9元，然而他对西藏的师生却慷慨无私。为了帮助学生开拓视野，他个人出资发起“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80多名西藏大学学生到上海学习。
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情况，钟扬不仅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两年后，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简单的话语，体现了藏族同胞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去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在与自然极限的抗争中，人类极其脆弱和渺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高原反应，很少有人愿在那样高寒险恶的环境里长期工作。然而钟扬做到了，平均每年在西藏工作多达150天。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平均风速在每秒3.2米以上。有人劝钟扬不用去阿里，那里海拔太高、生活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钟扬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
因为，他深知，西藏每一个特有物种，对国家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钟扬说，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生长越艰难，但是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我希望我的学生，就如这生长在世界屋脊的植物一样，坚持梦想、无畏艰险。我相信，终有一天，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
上有老人，下有双胞胎儿子，钟扬也知道，家人希望自己能够留在身边。在钟扬成为援藏干部后，张晓艳宽慰自己，等3年援藏期结束，丈夫应该就回来了，应该可以多照顾家庭。
可是每一期援藏结束，钟扬似乎总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开始新一期的援藏：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深深地眷恋着雪域高原。
在钟扬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1年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点；创建“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科研创新团队，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年获批生态学博士点，为该校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2017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钟扬曾多次提到，56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跟钟扬在复旦大学读博士，为他无私忘我的人格力量所深深折服。他说：“这些年，穿着旧牛仔裤、背着旧书包，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钟老师，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他就像那高原上的神鹰，给了我们无限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钟扬如此总结自己十几年的援藏工作：“我在西藏干了3件事：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他们可以储存上百年；培养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我培养的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已经成为了教授；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希望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让生命燃烧起来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钟扬
一个人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天分有关，更重要的是持久勤奋的付出。钟扬就是这样。
他不仅有长远的眼光，更是一位善于执行的实干家，在深夜乃至凌晨时分工作，是他的常态。他把全部身心扑在事业上，让生命燃烧起来，熊熊火焰照亮了一片天地。
钟扬本来患有痛风，身体并不太好。2015年，他因脑溢血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两天。经抢救苏醒后，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是询问同事：“原本我要上的课是否安排妥当？”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记得，2015年他在医院陪护生病的钟扬，夜里3点听到手机响了，以为是有人打来电话，结果发现是闹钟。第二天他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钟扬回答，这是提醒他该睡觉的闹钟。
当15岁正读高一时，钟扬就实现了大学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所，从事植物学研究，二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成绩的背后是他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钟扬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研究，其间他花了两年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
为了不影响复旦研究生院物业师傅休息，办公楼里装了门禁，仅钟扬一个人办了门禁卡。楚永全说，这不是搞特殊化，而是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他办公室里的灯总是在深夜还亮着”。
钟扬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四像”：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经历重病后钟扬会有所“收敛”，放慢工作的节奏。妻子和父母也劝他，钟扬却回答，“西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他真的是在搏命、玩命。身体严重透支，两边来回来去跑，对身体影响反而不好。”张晓艳说。
钟扬不仅没有放慢脚步，反而加快了。他总有一种使命感——让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工作再上台阶，把西藏大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眼中，钟扬没什么私心杂念，对待同事满腔热情，自己的事情却看得很淡。
一次，钟扬入围了某个奖项，进入网上展示与投票阶段。身边有人说，“你们学校那么多研究生，微信转发一下，一定投票很多”。钟扬摇摇手就过去了。包晓明说：“钟院长当过编辑，可以用很规范的符号修改文稿，但对于办公室为他准备的报奖材料，他却从来没做过改动，能否得奖在他看来并不重要。”
这份纯粹，如同钟扬的一种生命印记。
楚永全也对钟扬不计个人名利的为人特点深有体会。他回忆，作为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手上是有一些“权力”的，但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在学院、学科的招生有什么“关照”，也从来没有为学生毕业论文盲审打招呼，完全是秉公办事，原则性很强。
钟扬在研究生院倡导实施“问题驱动型”中期质量检查，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督。邀请校外的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和德育专家，到校与研究生做“一对一”面谈，了解学生个体的真实状态。
在钟扬的推动下，复旦大学成立研究生服务中心，全年无休，365天为学生办事。他常对同事说：“宁可我们自己累一点，也要尽可能方便学生。”
9月9日是钟扬两个儿子的生日。他给在山东的小儿子买了蛋糕，快递过去，与家人一起到餐馆给大儿子庆生。当时点了大儿子爱吃的牛排，饭还没吃完，钟扬就匆匆到学校去了，“跟西藏大学来的同事谈点工作”。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钟扬一直马不停蹄地奔忙着。楚永全曾提出，近期党支部组织生活，想请钟扬给大家讲一次党课，带大家学习黄大年先进事迹。9月24日23时56分，钟扬在复旦研究生院“院长办公会”微信群里向楚永全确认：“我26日出差回校，下午4:00给大家讲黄大年。”
“钟院长和黄大年很熟悉，由他来讲黄大年是非常合适的。”楚永全告诉记者。除了上党课，楚永全还有另一种用意：“钟院长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勤奋忘我，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黄大年。”
然而，这个心愿没能实现。
9月25日清晨，噩耗传来——钟扬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讲课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
9月29日，钟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宁夏银川殡仪馆举行，其后，他的骨灰运回到上海。复旦大学近百名师生前往浦东国际机场，在雨中迎接钟扬归来。校园里挂着怀念钟扬的横幅，上面写着：“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人们呼唤钟扬的名字，为他的去世而悲痛惋惜。
钟扬生前曾说，“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他做到了。
钟扬走后，张晓艳和家人商量，决定把钟扬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她说：“国家的教育事业是钟扬一生的牵挂。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钟扬走了，种子还在。他对祖国的那份深沉的热爱，依然在悄悄流淌。
（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