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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圭:不曰古新贯通,而曰中西贯通
浏览次数:63    2022-04-26

 

 

《华南圭选集——一位土木工程师跨越百年的热忱》,华新民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散文作家华新民女士为她祖父华南圭(1877—1961)编的《华南圭选集—— 一位土木工程师跨越百年的热忱》(以下简称《华南圭选集》),全书77万字,是一本依典为源、依史为据,又能以理为证的好书。它不仅是一位城市思想者的成长史,如华新民所言,它还是一部穿越三个时代的著作。

因此,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全方位展示一介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华南圭个人的业绩,更能从书里体现的学术及管理中,感悟百年城市建设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史。

因与华南圭之子华揽洪总建筑师同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员工,又与华新民同为城市遗产保护者,我对前辈华南圭的贡献一直充满敬仰。

我一直在研究朱启钤对中国营造学社的贡献以及20世纪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我看来,华南圭无疑与朱启钤同为20世纪中国城市建设的思想文化大家。

他不仅与朱启钤1915年建设中山公园(原中央公园)、开创性地支持朱启钤创办中国营造学社,还以宏大的视野与职业担当,成为科技报国与文化爱国主义的杰出典范。他早在留法期间就与中国同学共同撰写了涉及代数、几何、铁路、水利等内容的《工程学教科书》,并寄回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华南圭选集》第二章“中国交通工程篇”中,有专论交通的规划、政策、管理、游记、法规等文章22篇。据铁路史志专家姚世刚说,华南圭确乃一位谋略大师,他提出的中国铁路发展十五经、十四纬的建设构想,包含了连同今蒙古国在内的当时中国版图上所有地区的铁路规划。

他归国后第二年,即1912年在《铁路协会杂志》发表《铁道泛论》一文,既讲述了铁路是文明之媒介、铁路发达之迫切性,同时还对中华铁道做了大谋划——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问世于1919年。

联合国1987年通过“国际减灾十年”决议,至今已经35周年,但从本书的文论看,华南圭关注并研究防灾减灾事宜,至少开始于1917年。

《中国将来之洪水》(载于《铁路协会会报》的“本会演讲录” 1917年第六卷第10、11册合刊)一文开篇便讲道,“……今日铁路协会大会,鄙人演题为洪水,与铁路问题似隔膜……”在说明洪水与铁路危害相关性时,他又说“津浦、京奉各受其害,而京汉之损失尤大,顾诸君亦知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为尤不可思议乎!”此文虽不长,但将洪灾、铁路、植树及生态保护观一 一道出。

历史文献中水患记载固然存在某些客观性,但防灾智慧表明,极端天气酿灾,人类并非总是“无辜”。

我们再次打开本书,可读到在当下都很新的理念,如人类该如何承认脆弱性,如何将天灾、人事与城市活动串联在一起,在全面看待文化对城市发展的特殊作用时,如何用文化御灾等。

1932年华南圭在清华大学做了《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的演讲。1947年他在自己演讲稿封面上写道,“以时论,此文已是明日黄花。以事论,此文尚非明日黄花。再读此文,感慨系之矣。”作为一座文明之城,北京文化遗产中就不乏以防灾文化筑就的文明与大智慧。

在《华南圭选集》中专述建筑美学的文章有三篇,即1920年的《〈房屋工程〉的美术编》、1928年的《中西建筑式之贯通》和1931年的《美术化从何说起》。

在《中西建筑式之贯通》开篇,华南圭先抛出1925年朱启钤刊行李明仲《营造法式》一书的价值,评价其“图说兼具,大有益于我人之参考”。他的“中西建筑式之贯通”,旨在强调对中西建筑诸风格、诸技艺要全面透彻地了解融会。

他还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假古董”建设的做法:“有人用西法造屋,却又用假柱假梁以为合于古式,既非保古,又非仿古,并非化古,画蛇添足之道而已。”此话之意是强调,建筑师要真正懂得中西建筑的本质,中国人做西式建筑,不是简单贴外皮,简单追求形式。他表示,中国建筑制度“古今殆无大异,不曰古新贯通,而曰中西贯通”。

华南圭认为,壮丽的大坝、雄伟的粮仓、美丽的公路、各类通信电视塔、飘逸的悬索桥等土木工程,均代表新的文明,靠的是建筑师与工程师的设计美学与创作力,是工程精华之本。

对于建筑师应有的艺术观,他认为这是不可不知之事,“其一,须广览建筑物以博眼界;其二,须多备样本以融意匠;其三,须实地生活于优美房屋中,俾深知生活上需要之各事”。

从致敬中国20世纪建筑巨匠出发,我曾建言,中国科协及相关学术团体如建筑、城市、文博、铁道等领域开展对华南圭其人及其著述系列化研究;学习华南圭设计作品应始于阅读,要将研究中国20世纪遗产和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贡献相结合,挖掘并发现文史档案的宝库。

《中国科学报》 (2022-04-22 第3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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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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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顾随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走上了讲坛,一生执教,传道、授业、解惑,整整40个冬春。在大学的讲堂上,他上自《诗经》、楚辞、《论语》《中庸》,中贯魏晋唐宋,一直讲到晚清的王静安,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诚的传承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父亲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相应地也是他师者形象最为光灿、在教坛上最负盛名的时期。弟子们都记得,无论是在燕京还是辅仁,只要顾随老师开讲,那教室座位间的走道上往往坐满了自搬椅凳前来听课的学生,甚至有人还坐在窗台上,热天就站在窗户外。弟子周汝昌曾难抑激情,以艺术化的语言描述着燕京大学课堂上的顾随老师:

  你不会忘记他那是怎样一种讲授。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顾先生上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那不是说我有一点知识告诉你们……顾先生一上台,那是怎样一番气氛、怎样一个境界?那真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师,就像一个好角儿登台……具有那样的魅力。

  凡曾置身于先生讲座中者,无不神观飞越,臻于高层境界,灵智开通,如坐春风,如聆仙乐……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随先生之声容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

  弟子叶嘉莹则从自己切身的体会,细密记述着在辅仁大学听顾随老师的讲课:

  先生讲课则纯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

  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与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即使是在任教时间较短的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父亲的讲课也有著名专家、学者吴晓铃、柳存仁、邓云乡诸先生的极高评赞。

  然而时过境迁,后人无缘走进他的讲堂,亲聆他天花飘坠的说法。苍天护佑中国文脉,人世间有奇迹存在!父亲的传法弟子叶嘉莹,自1942年秋走进顾随老师讲授唐宋诗的课堂起,直到1948年3月春离开古都南下结婚,她在辅仁及中大等校,连续听老师的课达六年之久,而且每节课都做了类如记录仪一般详细的文字记录。老师的学问修养、精神境界、讲授艺术,一一记录在弟子的听课笔记上,共笔记本十册,笔记活页近一寸厚。这是中华文化史教育上弥足珍贵的一份历史文献资料。嘉莹先生的同班同学、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说,看这些笔记,“觉得就像录音一样,完全保存了顾先生原来的精神面貌”。

  这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经过内容一次比一次拓展、文字一次比一次准确的数次整理,方才有了如今我们敢于大言“一字不落、精准全面、原汁原味”地据文献资料整理而成书的学术普及遗著《传学》。

  手捧两巨册《传学》,回顾近40年来的工作进程,我禁不住心绪难平、感触丛生。

  整理笔记是嘉莹先生深心筹划、亲自指导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开启于20世纪80年代,而若回顾其缘起,还要再上推数年。

  嘉莹先生自1948年离开古都南下结婚,不久即与老师失去了联系。此后时局变化,她辗转飘零,寄居海外。直到1974年,嘉莹先生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说,“30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并向老师呈上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研读业绩。待她到达北京之后,“始知先生早已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则已在身后之动乱中全部散失。当时心中之怅悼,殆非言语可喻。遂发愿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遗作。”这发愿便是日后开启整理老师听课笔记这一工程的缘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之时,嘉莹先生于1979年回国讲学,随即着手老师遗著的收集、编订。她本已从加拿大带回了自己留存的老师遗作、遗稿,后又寻访旧日师友,多方搜求、辑录,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有了三四十万字的篇幅。为了扩充、丰实老师第一种遗著的内容,这时她想到自己30多年来随身携带、随时翻阅以汲取滋养的听老师讲课的笔记,于是一个绝佳的方案在她的心里形成了——将这些笔记加以摘录、整理,编订为如同《论语》一样的语录式的说诗之作,那是可以与古代诸多“诗话”“词话”比肩并存的著述,庶可弥补老师遗稿毁损之憾。此著述以老师晚年名号定名为《驼庵诗话》。1982年新春甫过,嘉莹先生再次回国讲学,她自加拿大带回来整整齐齐的八册老师讲诗词的笔记本。这项工程旋即开启。

  嘉莹先生把我召唤到她北京察院胡同的旧居,要我坐到她身边,郑重地将这些笔记递到我手里,嘱咐我来做这一项辑录整理工作。我第一次见到这些笔记,小心地打开,虔敬地翻看着:一页页,一行行,密密地写满了清秀流利的钢笔繁体小字行草,记录着父亲20世纪40年代讲诗词的内容。我掂得出这些笔记的分量,它不是普通讲堂上师生间的讲与记,它远远超出了师生间的信任与情义,它承接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有着厚重的历史人文的内涵。我也能体味得出,这些笔记中有着嘉莹先生薪火相传、书生报国的拳拳赤子之情。手捧这些笔记,面对嘉莹先生的嘱托,我的内心自是充溢着感奋与激动,但更多的却是忐忑与惶悚。嘉莹先生看出我的不安,也深知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界与学识,她只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之京,我来教你怎么做。”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嘉莹先生真像是教小学生读书写字一样,手把手地对我加以指点。正巧,1982年春学期嘉莹先生在北师大讲唐宋诗。于是,我每周一次去北京听课两天。嘉莹先生每一周都会把一册已经用铅笔勾画标示出了主要观点、重点段落的笔记本交给我,我拿回来认真地阅读、品味,然后逐条把每一段单独抄录在一张稿纸上。下一周,我将摘录出的材料交嘉莹先生审定,她的审定细到补足我不能辨认的草字、改正我誊录中的错别字、疏通个别课堂笔记不可能记得十分流畅的语句。与此同时,她再交给我一册新标示出重点的笔记,并且把上周改订过的部分交给我一起保存。如此往复四个回合,完成了四册笔记的誊录之后,我有了一点进步。

  八册笔记摘录完毕之后,嘉莹先生布置给我的下一个工作是将全部摘录分成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两部分:总论包括本体论、创作论,分论包括作家论、鉴赏论,等等。这项工作我进行得还不算太费劲,因为确定哪一段是讲一个作家、哪一段是鉴赏一篇作品是相对容易的。我只要将这些分论摘出,余下的就属于总论诗之本体与创作了。接下来,嘉莹先生又让我将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的所有条目归类为若干组,然后进行顺序之排列。分论之部按时代先后排序,这个我比较迅速地完成了;而总论诗之本体与创作该如何分类,对我这个文学理论为弱项的人来说,确是茫然无头绪,不知如何下手。我坦率地向嘉莹先生表示“我不会”,于是嘉莹先生让我先熟悉内容,考虑哪些是本体论,哪些是方法论,哪些是鉴赏论,然后为我列出了“诗心”“感发作用”“诗的几种境界”“心与物”“诗法与世法”“继承与创新”等十余个小题目,告诉我认真阅读摘录出的每一条,然后分别植入各小标题之下。我明白,这是让我在理解父亲讲课内容的基础上,“对号入座”。经此一番细读、归类、排序,我对父亲的诗学观点、研究方法的理解也多少又前进了一步。我将已分成各十余项的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呈交给嘉莹先生之后,她逐类逐条进行了审阅、调整,并排列了总论之部各项之先后顺序,从而完成了“驼庵诗话”的编订。如此即有了七万字的“诗话”底稿,我只需要用繁体字认真誊清抄写。这时,已是1983年的夏天了。1984年初,嘉莹先生再次回国讲学时,将这一份“驼庵诗话”作为“附录”置于老师遗集上编“著述”、下编“创作”之后,编订为一册,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就是1986年1月面世的父亲身后第一种遗集——48万字的《顾随文集》。

  我实在不曾想到,《驼庵诗话》的编订完成对于整理笔记的工作来说,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诗话”附录于文集印行后,有两家出版社找到我,想要印行精致的“诗话”单行本(由于版权事宜并未付诸实行)。读者的反映则是顾随的学术著作“词说”“揣籥”等,未免阳春白雪,一时难以深入理解和接受。而“诗话”形式的作品,讲论诗词,娓娓而谈,深入浅出,以其亲切打动人,以其精到感染人,以其光彩吸引人。这些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欣慰与鼓励。我知道,父亲的学问在新时代不但没有过时,相反却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多次反复阅读“诗话”之后,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念头——嘉莹先生的笔记多有几册多好。

  谁知这真不是奢望。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我致信远在温哥华的嘉莹先生,请她把家中其他听课笔记带回来(嘉莹先生1982年时曾对我说,她在加拿大的家里还有一些笔记),我很想继续做整理笔记的工作。当她再次返回南开大学讲学时,一到天津就给我打来电话,真的告诉我她从加拿大又带回了一些笔记。我立刻乘车到了南开大学嘉莹先生住所。她这次交给我的是两册新的笔记,还有厚近一寸的活页笔记。

  这一次,我比八年前有了进步,可以独立地进行工作了。两册笔记,整理起来问题不大,但那一寸厚的活页笔记前后无序,却要费些工夫。不过,这倒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不得不先沉下心来认真阅读、学习、熟悉每一页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思考,我竟然将全部活页笔记依内容按顺序先后衔接起来,原来这些活页实是包括了好多个专题——论语、诗经、太白、杜甫、小李杜……因为连贯地读通了笔记所记,这次我以“说诗”“说文”的形式理出了一些单篇的文章:《论语六讲》《文赋十一讲》《论小李杜》《论王静安》等15篇。我又将笔记中较为独立的论“文”的重要观点,依十年前“诗话”的体例编订为一万余字的《驼庵文话》。这十万字说诗词、论古文的文稿,成为1995年《顾随:诗文丛论》的主干篇章。

  “诗话”“说诗”“说文”“文话”的相继问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父亲的讲论,散发着学术的智慧和灵光,给人很深的启发与教益。读者领略到一位前辈学人在讲台上独有的风采,惊异于他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卓异特立的学术见解、引人入胜的学术阐释。父亲的学术形象,本已随着岁月的年轮渐渐远去,如今,又在后辈学人的心目中日渐明晰。读者呼唤这种新鲜的、极具人生色彩与生命力的讲述能够更多一些。这一册《诗文丛论》在一年之后,即印行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出版社以不同的组织编排(或择取其中篇章,或与“诗话”组合,或与顾随相关几种原著合编),编订出版了多种不同版本的顾随论诗衡文的著作。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四卷本《顾随全集》,这些内容全部收在第三卷“讲录”卷之中,成为全集中很有分量、备受欢迎的部分。

  就我而言,整理听课笔记的过程,实是我通过嘉莹先生的记录一步步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的过程,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讲课风格,由原来的漫无所知而渐渐有了一些切身的感受,对于父亲,除了浓浓的亲情而外,精神与心灵上更贴近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思想早已不再凝固、封闭,而是日趋科学与活跃,笔记的整理也有了进一步丰实完满的可能。这时,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两册笔记与一寸厚的活页,我可以整理出15篇完整的文稿和一篇“文话”,而最初那厚厚八大本只是做了一些摘录,其中大部分内容当时并没有完全辑录下来,不知其中还有多少“宝藏”等待开发,我应该对那些笔记重新进行全面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部“讲坛实录”性的著作,尽可能完整地将父亲的讲课“原生态”地展示给后辈学人。这样庶可不负当年老师讲授、弟子笔记并珍存的苦心用意。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份极宝贵的文献。我把我的想法向嘉莹先生做了汇报,得到了她的鼓励。

  时日飞驰,不觉已到2005年。10月末的一天,我接到嘉莹先生自天津打来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她兴奋而亲切的声音:“之京,我听老师课的全部笔记已经由友人从加拿大的寓所都带回来了,你是不是想继续整理?”我高兴极了,马上调整了我在校内所开选修课的时间,两天之后急切地赶到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内的寓所。她第三次郑重地将这些笔记交付到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受到这些笔记在手中沉甸甸的分量。

  在自津至保返程列车的软席车厢里,我小心地打开一册册笔记开始翻阅。我惊奇地发现,虽又经20余年岁月的磨洗,这些笔记不仅没有变得更旧,反而比原来更“新”了——笔记上页页处处都留下了嘉莹先生廿余年来重读笔记的印迹:许多过于潦草或已淡化不清的字迹,被她用黑色水笔一一描清,有的页面被描清的字迹竟有一半以上;有的页面笔记空白处,她加上了简要的按语,记写着重读时的所思所想,或补充,或解析,当然也有质疑。这些就是现在读者在《传学》等书的注释处所看到的“叶嘉莹此处有按语……”

  然而,由半尺多厚的听课笔记到数十万字的“实录”文稿,其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要完成这巨大的工作量,更需要整理者清晰的头脑、理性的思维、扎实的专业功底。但我清醒地知道,这些是我力所不达的。所幸的是,这时整理笔记已不再是我一人,而有了女棣高献红这位生力军。以我当时的精力,我主要做的是基础性资料工作,依前时“说诗”“说文”的体式,将第一次八册笔记中大量未曾录下的、第二次活页笔记中少量未曾录下的内容悉数抄录下来,再大体上分成几个专题,略分章节。而梳理内容、整合篇章、标注纲目、搜检资料、校补引文、查勘典故、增补注释,乃至与原整理出的文稿融汇为一,补正当年整理中的疏误……这一切重要工作,则由献红女棣一力担纲。

  2010年,当这些文稿整理竣事的时候,我与献红一起到南开大学向嘉莹先生汇报。我们珍重地将全部笔记原件奉还给她。这时,我们从她的言语和表情上,读到了她心底的欣悦与宽慰。奉还嘉莹先生全部笔记原件之前,我们将全部笔记做了扫描,留作永久保存的资料,以备后期检校。之后,这些“讲坛实录”文稿分别印行为“感发”“文心”等专书,且收入十卷本《顾随全集》。

  工作到了这一步,我真的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了,心底甚至产生了一丝类似历经多次考试终于“毕业”的轻松感。献红女棣清醒地提出,有必要将已印行的全部文稿与嘉莹先生的笔记原件做一番认真的、逐字逐句的对照,以确保文稿的真实、完整、无误。我们的电脑里存有扫描的原件,这一番“收官”的定稿工作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行的。

  说做就做。自2016年夏日起,在一年有半的时间里,献红用了授课以外的全部时间,在电脑上对着扫描文档一字字、一句句、一行行、一页页、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进行着细密而严格的比照。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全面地通读嘉莹先生的全部笔记“原件”。她这一番工作真是至为重要、不可或缺,发现原来的“定稿”中真有不少缺失:第一,偶有字句甚至段落漏摘;第二,亦有因字迹不清难以辨认而不曾抄录的段落;第三,偶有误识以及遗漏的字句;第四,甚至有因断句与分行上的疏忽而造成的有违讲授原意之处……献红一一作了补充、修正,对原文稿中偶有组织安排不甚科学之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样的工作细致而艰苦,她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目不转睛地进行着缜密的脑力劳动与“眼力”劳动。当然,其中也有他人难以体会的愉悦与满足。这时,整理研究顾随著作,我们已有了另一位合作者,献红的至交、我的忘年友石蓬勃。献红是很严谨的,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要聚到一起,献红会把她所做的补正,让我和蓬勃再校订一下。我们两个看过以后,总是因这些新材料而为献红的工作生出成就感,而她自己却总是淡然地,觉得“这回可以安心了”。尤其有趣的是,听课笔记中有些草字经过时间的磨洗,早已漫灭模糊,献红一人辨认不出。2018年春夏,每隔几天,我们三人就会一起来“猜”字。

  补正结束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王炜烨先生多次与我们沟通,进行出版运作策划,建议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顺序,根据内容调整安排章节,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斟酌,建议书名定为《传学:中国文学讲记》。我们将各专题分列为37个部分,依时代前后将“说诗”“说文”统一排列顺序,如此方成就《传学》一书的稿本。这时,献红将电子版文稿打印成纸质版,提出三个人要分别统看一过,目的是核准其中引文、搜检其中误字漏字、发现其中欠流畅的语句,此一道工序完成之后,由七万字的《驼庵诗话》经“顾随讲坛实录”到88万字的《传学》,才能算大“工”告竣,才能完全放心地交付给出版社。我们依此而行,各自通读文稿、校对文字。这样一项工作,我们做起来既不觉得烦琐又不觉得枯燥,这是在学习和享受一位前辈传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做的精深、智慧、灵动的讲授。而在我,捧读之下,往往时空穿越,感到似是坐在父亲膝下聆听他的过庭之训,我对父亲的学问、品格、风度以至人生态度都有了更新、更亲切也更生动的感知,因之更加重了我对他的崇敬与思念。

  也就是在整理听课笔记的最后阶段,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又回到了十几岁,父亲站在我面前,一袭浅色长衫,一副黑框眼镜,就是40年代照片上的样子。我走近他的身边,想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让他能抱住我,可是我太低矮了,我的手臂够不着他的双肩,我把头仰起,对父亲说:“爸爸,你可真高呀!”然后,我端来一把小木椅,蹬在上面,双手才能搭上父亲的双肩。我把头偎在父亲的胸前,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父亲的一双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梦醒了,眼泪止不住。即至今我写到这段梦境,依旧忍不住溢出了泪水。

  请恕我信笔而书,不觉已是溢出题外太远。

  全部《传学》整理稿的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之后,我们从心底感到了安定与满足。因为,有了手中这一份据嘉莹先生听课笔记整理完成的80余万字的《传学》底本,这回,我们真可以有底气地大言:这册最新版本的内容,完完全全依据着笔记原件,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一字不漏”,庶可一定程度地再现了“传学”者的讲授风采。今后,或许还会发现极个别的误字、漏字,而版本内容不会再有任何一点变动。这是最后的定本。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今后读者如需摘引顾随讲课内容,只以此本为准。即使《顾随全集》再版时,也以此版替换原有的文稿。

  1948年12月3日,父亲在中法大学讲课。当晚的日记上写有这样的几句话:“回思在中法上课,所讲汉诗(中国古诗——京注)之优点与劣点,亦颇堪自信,惜不能自写语录耳。”

  父亲不必遗憾,您无须自写语录!您的讲课,岂止这一堂有人笔录!您的传法弟子叶嘉莹跟随您听课六年之久,堂堂都记下了详细的笔记,而且保存了下来。您所传的道、说的法,在您身后的几十年里,已经传播开来,葆有活泼的生命力,足慰您这位“传学”者的在天之灵。

  正因为如此,我要在这篇算不得文章,实是一份旧事“杂”忆的末尾,将嘉莹先生自述的当年课堂上记笔记的情况、老师讲课非同寻常的价值,以及珍存全套笔记的初心与用心引述如下:

  顾先生所讲的都是诗歌中的精华,不是表面的知识和文字……我是因为从小在家里读很多旧书,所以听了就都能记录下来,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困难。

  那些笔记都是我现场记下来的……我上课时几乎头也不抬,先生怎么说我就怎样写,我希望一字不落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

  我从北京到南京,然后到上海、台湾,再到美国、加拿大,一路颠簸中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只有顾先生的笔记,没有丢掉。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有听过第二个人讲诗能讲得这么好,这是天地之间绝无仅有的,这个笔记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人记。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和人格的提升。

  “法”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那种灵动的、虚空的、感发的生命。天光云影,水到渠成,完全在于生命、在于灵感、在于启发、在于智慧。顾先生给我的是一把开门的钥匙。老师不希望他的学生完全照搬他,所以他在信中还曾说,他“所望于足下者”,是“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我把笔记记下来,是要得其精神,不是得其形迹。

  我记下来,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流播和承传。

  叶嘉莹先生七八十年前的课堂听课笔记与半个多世纪的珍存,正是整理笔记这项工程,最初始、最可宝贵的奠基。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顾之京,系顾随先生之女,我校教授)

史料·史观·史学——漆侠先生与他的历史研究
浏览次数:53    2022-04-26

      漆侠先生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2001年11月2日,漆侠先生遽归道山,当时有媒体用“中国历史学界地震”作为报道标题。苏轼曾用“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来感叹王安石的离世。就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大家而言,漆侠先生可称为其中的“稀世之异人”。

  打上两大史学理论的烙印

  漆侠先生1923年生于山东巨野,从小就显现出过人的读史天赋。他喜欢读历史故事、名人传记,尤喜爱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小学还没有读完,就逢“九一八”事变,抗战爆发,漆侠先生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史学救国是学界的一大追求,这无形中促使从小喜爱读史的漆侠先生走上了以治史为终身事业的道路。1941年,漆先生年满18岁,来到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读高中。在此期间,他读完了前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二十四史中,漆侠先生一生通读过除《清史稿》以外的23部。在笔者的印象中,漆侠先生对前四史尤为熟稔,不仅常于嬉笑怒骂中借用前四史的典故,而且他的治史风格受到前四史文采和史识的直接影响。在高中阶段,漆侠先生还读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1944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漆侠先生说,刚入学时为猎取历史知识,真正是“兼容并包”,诸家通史如翦伯赞、张荫麟、钱穆、邓之诚等人的,甚至连刊行不广的缪凤林的通史,无不在阅读浏览之列。读二年级时,漆侠先生打算学习断代史,特别是唐宋史,通读了《旧唐书》和《宋史》。1946年秋后,他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选修了邓广铭先生开设的“宋史专题研究”课,引起邓广铭先生的注意。1948年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攻读研究生,成为邓广铭先生的第一个入室弟子。这一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文史哲三个专业只录取了8人。

  20世纪中国史学以1949年为分水岭,此前以实证史学为主流,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漆侠先生学术道路的起始正处在这两大史学转关之际,因而这两大史学均给漆侠先生的学术道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漆侠先生晚年对他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总是念兹在兹,经常会提到汤用彤、冯友兰、郑天挺、向达、季羡林、周一良、张政烺等先生的名字。

  漆先生在本科、研究生学习期间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读过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漆先生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漆侠先生就仔细认真阅读一本,边读边写读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漆侠先生也有很大影响。1951年,漆侠先生该毕业了,因教育体制改革,学校没有举行论文答辩。肄业后,应范文澜先生的邀请,漆侠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组工作。这一时期是漆侠先生由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范文澜先生鼓励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业务研究中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研究上有大的突破。为此,漆侠先生更加努力学习经典作家的著作,他说:“有些经典作家的书,都是从范老书架子上借走的。”

  1952年,《历史教学》杂志开展评价史可法的讨论,范文澜先生鼓励漆侠先生撰写文章。漆侠先生初次运用辩证法理论,撰成《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在刊发时加了编者按:“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自在本刊展开讨论后,很多读者都参加了讨论,但因本刊篇幅所限,很多稿件未能发表,现漆侠同志寄来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一稿,本刊讨论结果,认为所提意见,均与本刊意见一致,兹特发表作为史可法评价问题在本刊讨论的结束。”由此可见,漆侠先生既深得北京大学实证史学基本信念和原则的真传,又直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照耀,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晚年时,他欣然接受学界对他“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20世纪前半叶,宋史研究的主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处境密切相关,多是围绕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问题而展开,王安石新法颇受学界关注。漆侠先生读了梁启超等人关于王安石及新法评价的著作,认为这些论著对王荆公新法的研究还很欠缺,还有重新研究之必要。他始终认为,不能仅就王安石变法研究王安石变法,而是应把王安石变法当作北宋时期最为关键的政治、经济问题来研究。他的大学和研究生论文都是以《王荆公新法研究》为题的,从北大肄业后仍然继续深入研究,直到50年代后期,浸透他很大心血的《王安石变法》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有关王安石变法原因、性质、过程的论述乃至史实考订大都被编入大学、中学教材,成为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范本。《王安石变法》在海外多地也都有流传,可以说是漆侠先生的成名作。

  邓广铭先生在总结自南宋至20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时认为,八九百年来,大多数论著不是因为材料欠缺,就是因见识不高而未能真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只有“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这个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将变法原因归结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是漆侠先生对自南宋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论述宋王朝国势特征的高度概括,这一概括曾在国内广为流传,一度被视作评价宋王朝的代名词。虽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对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宋朝在财政、军事上的“积贫积弱”仍然没有一个比它更准确的词语可以来概括。

  从王安石研究拓展开去

  1953年转入河北大学的前身天津师范学院以后,漆侠先生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兴的学科,漆侠先生以较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其中,很快成为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中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成立,漆侠先生担任第二、三届理事长。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渐趋沉寂,但是漆侠先生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意义的论述直到今天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漆侠先生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要涤荡干净,而且更加重要和艰巨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人文社会科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并重新颠倒过来。在几千年的旧社会里,广大农民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从事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养活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则经常地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争取生存权,则又受到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这种历史状况,经过50年代以来的探索、批判、争论,人们终于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被鄙视为‘群氓’的广大农民,以及所有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民战争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这门学科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还是值得肯定的。”

  漆先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突出特点是,除清代没有涉及以外,秦末、汉代、魏晋、隋末、唐末、宋代、元末、明末各个时段都有专题性讨论,且始终把握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尽管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沉寂多年,但是漆侠先生的研究不仅在当时是一流,到新世纪仍得到顶尖历史学家的赞誉,而且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就曾称赞漆侠先生的《隋末农民起义》“有水平有见解”,“对刘黑闼起兵问题讲得好”。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说,漆侠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即使不单从农民战争史而是从秦汉断代史的角度去衡量,这部书的取材和议论仍然是第一流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漆侠先生逐步转向宋代经济史研究,促成这种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王安石变法与宋代社会经济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随着王安石变法研究的逐步深入,漆侠先生以为需要更多的社会经济史方面研究的支撑才能解释王安石变法中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总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和决定作用,这是漆侠先生将研究方向转向社会经济史的根本原因。起初,漆侠先生想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既能观察宋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又能关照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和性质,对于推进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深入研究也大有裨益。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积累资料,渐渐发现一个人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精力和时间都不容许,于是开始专注宋代经济史研究,一边搜集资料一边积极参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到“文革”开始前已搜集宋代经济史材料六七十万字。

  不幸的是,漆侠先生因为“让步政策”问题,被多种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又被抄家,自学生时代积累起来的约300万字卡片资料和其他文稿都被抄走,宋代经济史方面的资料也在其中。直到1973年结束劳动改造回到教学岗位,他才又重新开始了宋代经济史的研究。那个时候搜集资料很不容易,漆先生在教学之余经常穿梭于天津、北京和河北的各大图书馆,沉浸于文献的海洋之中。有关宋代的第一手资料,即由宋人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包括文集、小说笔记、各种史籍、方志等等,传世约有1000多种。漆侠先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看完700种,决不动手。到70年代末期,他已积累了140多万字的资料,才开始宋代经济史的撰写。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81年年底完成了宋代经济史初稿。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形成多种派别,不过多将经济发展水平或生产力提升作为重要的对象和标准。特别是日、美学者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宋代经济有较多研究,一致认为宋代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为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中最繁荣的。尤其是近十多年来,西方学界用人均美元产值给宋代经济以更高的估计。漆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强调和注重农业、手工业、商贸、城市、货币等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的提升,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发展是中国古代两个马鞍形中的最高点,但是更注重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对历史发展的制约作用,并关注社会阶层地位的形成、变动以及阶层之间的矛盾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从而深刻揭示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贫富分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光环下,宋代大多数平民百姓依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困生活。可以说,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真实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貌。2009年,《宋代经济史》被中华书局收录于“中国文库·新中国60年特辑”丛书。

  进入20世纪90年代,漆侠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向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在80年代以前有关宋代的学术思想研究,基本是按照明清之际黄宗羲、全祖望等编写的《宋元学案》定下的模式来书写的,即以程朱理学涵盖宋代学术的主流思想,晚清所谓的宋学实则是程朱理学的代名词,这种状况很不符合宋代学术发展的实际。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撰写的《略谈宋学》一文中,就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分”。宋学和理学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蕴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漆侠先生的宋学研究在邓广铭先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从1994年初步撰写出大纲,到遽归道山时,《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这部书稿只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三,还有南宋中后期有关陆九渊、朱熹学术思想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三章未及提笔,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漆侠先生的这部未竟书稿有两个重要取向,一是恢复王安石学术思想在北宋的主流地位和贡献,漆侠先生认为近代学者对荆公学派虽然做了广泛研究,使荆公之学为世所知,从而与《宋元学案》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把荆公学派安置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上,甚至安置在二程理学派之下,这是违背历史实际的。把刚刚形成、在社会上还没有多大影响的理学,置于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在学术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荆公学派之上,是无甚根据的,因而也是不恰当的。二是复原宋代从北宋王安石到南宋叶适、陈亮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的主流思想路线。漆侠先生以为宋学之所以在南宋逐步地衰落,宋学之所以蜕变为理学,也就在于经世致用之学与社会政治生活日益脱节,仅限于著书立说,仅限于道德性命之类的空谈。把经世致用之学运用到社会实践上,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注意、值得探讨的。正是这个关键问题,为过去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从来无人涉及。

  漆先生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书稿的最后撰写,但是在他留下有关宋代学术思想总看法的只言片语中,已透露出他的研究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思想史不同的想法,亦即重新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只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史研究才会有广阔的道路。一句话,中国哲学史用程朱理学涵盖宋代学术思想是极其片面的,程朱理学在形而上方面较前代确有巨大进展,但是在社会思想、政治思想方面则脱离实际、流于空疏。漆侠先生宋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从社会历史大环境的变迁中把握学术思想脉络,从而有别于中国哲学史家强调从思想到思想内在理路的道统传承取向。

  独到的研究方法,坚定的学术自信

  漆侠先生生前发表、出版各类论著都520万言,2008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卷本《漆侠全集》。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内宋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宋代经济史、政治史、典章制度、军事史、法制史、文化史、文献整理等专门、专题、部门领域取得不俗成就的名家或佼佼者应当说不乏其人,但是若从研究水平之高、研究内容之深、研究范围之广、研究格局之大的论著来衡量,当属漆侠先生独步,迄今无人企及。

  漆侠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与他的独到的史学研究方法分不开。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概言之,即是强调观点和材料的辩证统一。辩证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当人们认识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事物相互区别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相互联系的一面,亦即从事物发展的总体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以达到全面认识事物的目的。漆侠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得辩证法的精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关于史与论的关系,学术界曾有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即“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在漆侠先生看来,不论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或是“史论结合”都不能完全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中,“论”和“史”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是有机的统一体。“古往今来的历史著作,不论它属于哪一种类型,亦不论它的成就高低,总是以一定的观点统率相应的材料来叙述、说明各该时期的历史,服务于各该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一部有价值的、优秀的历史著作,像司马迁的《史记》,越是能够‘于序事中寓论断’,即观点和材料密切结合,就越有感染性,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看法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史料占有永远是第一位的;二是没有观点的单纯考据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绝对客观的材料是不存在的。材料有精粗真伪之分,排列有先后之序,材料的取舍和排列,就有一定的标准和观点,这哪能够说观点不起作用?抛开这点不算,只排比史料,不加自己的语言,但材料本身,从来就是打上阶级烙印、表现了它的观点的;纵然材料的排列者不用自己的语言申明观点,但在“冥冥之中”,有些人会被这些经过排比的材料牵着鼻子,成了其观点的俘虏。没有观点的单纯考据是不存在的。人不能生活在社会的真空中,因为社会并没有真空。人来到现实世界,不是受这种主义就是受那种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不是受这种思想就是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漆侠先生强调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材料的统一。

  漆侠先生一生对于学术研究,执着而自信,有铮铮傲骨。早年读书就以佛儒警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主一无适谓之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且努力践行,执着坚持自己已经抉择的方向和事业。漆侠先生的一生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50年代因耿直性格为人仗义执言而被错误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60年代因坚持“让步政策”的观点,在“文革”当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关进“牛棚”劳动改造,直到1973年才被解除劳教。漆侠先生并不因遭遇这样的逆境而消沉,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热爱。最可贵的是,他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有限条件,通过读书和搜集资料排遣自己的困苦。

  漆侠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观点,一向是颇为自信的,这种自信来自他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考订,也来自他对理论的认真学习及深刻领会,两者有机结合达到史观与材料的统一,由此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漆侠先生从不随波逐流,若是对旧作有所改动,那也是经过进一步研究材料和学习理论,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更坚定自己的观点。如《王安石变法》,从1959年初版到2000年生前最后一次再版,内容不因学术界讨论的大起大落而改变,仍然坚持初版《代绪论》中对南宋以来至民国梁启超、胡适、钱穆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批评意见。用漆侠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次付印,依然照旧,未加改动。其所以如此,留下青年时期的痕迹,作为老年缺乏这种锐气锋芒的一个慰藉吧!”

  漆侠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校以后,一直钟爱教育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漆先生把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他说,只要我还在教学,就一定要用新的研究指导学生,我若不能再写文章,我的教学也就终止了。近10年,有三位漆门弟子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这与漆侠先生生前的精心培育是分不开的。

  漆侠先生倡导教学相长,总是鼓励年轻学者到教学第一线去承担一些教学任务以扩大知识面、开阔思路,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教学对增强科研能力的作用。他以为自己之所以能在一些带有贯通性的大的问题讨论中发表自己独立的看法,就是因为在讲授通史课中发现了难点和问题,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从而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去学习和提高。

  漆侠先生一生对学术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要有益于学术研究,只要有益于学生的成长,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奉献。他把自己视为学术的一部分,也把他的学生视为学术的一部分,始终提携、鼓励肯于钻研学术的人,希望年轻人做学问要有点豪气和傲气,要有超过老师的雄心和勇气,早成才多出成果。漆侠先生也告诫学生,长江后浪推前浪,学生胜过老师是规律,但是学生永远是站在老师的肩上的,因此一定要认真学习老师和前人,不能轻易否定,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进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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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实事求是

【校训】

实事求是

【校训解读】

河北大学1921年创办于天津,初名天津工商大学。建校伊始,学校以工商立校,以科学为本,将中国传统治学精神与科学救国思潮相融合,奠定了学校崇尚科学、务实创新的精神基因。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风云激荡、民族奋进的关键时期,学校总结十余年办学经验,凝练而成校训“实事求是”。近百年来,学校始终以实事求是之精神铸就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之事业,成就了学校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时期。

“实事求是”原本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治学精神的表述方式,最早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用语作为校训提出,符合时代要求和办学传统,传承了燕赵文化的气韵风骨。

“实事求是”既包含了追求真知的态度与精神,又有经世致用的情怀与行动,是求真与务实的结合,是认知与行动的统一。“实事求是”的办学传统和精神,在河大人熔铸办学品格、体现家国担当、传承坚韧品质、彰显时代精神方面,积聚了恒久的精神动力,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河北大学是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也是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一层次高校。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等约42000人。设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30种、本科专业95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7个。学科专业分布在12大门类,是全国学科门类设置最齐全的高校之一。

学校设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河北省重点学科1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1个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拥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特色专业等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14个,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等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17个。

学校名师大家荟萃,华南圭、侯仁之、吴玉如、高镜莹、顾随、马沣、漆侠、詹锳、滕大春等众多著名学者曾在校任教。现有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国家级优秀人才67人次,燕赵学者、省管优秀专家等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330人次。

近百年办学历程中,学校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开放包容、追求卓越,形成了“博学、求真、惟恒、创新”的优良校风,激励着河大人在“部省合建”的新平台上,锐意进取,创业实干,奋力开创一流大学建设新局面!

 

责任编辑:胡佳

 

实事求是的真意
浏览次数:171    2021-01-05

 

實事求是的真義

朱星元

“实事求是”⼀语,本出《汉书》:“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按今语⾔之,实事求是,即科学⽅法。所以实事求是⼀语实为治学的不⼆法门亦是古代的最⼤发明。 

可惜到后来,学术界分出汉学宋学两⼤派,就⽣⽣地把这实事求是裂体了。汉学是谨师承,稽名物,⽽偏重于实事;宋学是明⼼性,贵⼼得,⽽偏重于求是。两派既各执其偏,于是流弊遂⼤。汉学虽谨严,然其弊在劝说;宋学虽有创获,然其弊在空虚。总之,两者都不对。直到清代的皖派巨⼦戴震出来,始纠正两派之失,⽽把实事与求是仍联合起来,果然学术界上放⼀异彩,为现代⼀般学者所推崇。因他能以宋儒怀疑求是的精神,来驱策汉儒根据实事求是的⽅法,取两派之所长,⽽熔于⼀炉,所以愈见其所学的真实,愈觉其所学的真实。这是以往实事求是⽤于治学的效果。 

本校采取这⼀句话做校训,⼀⽅⾯是提倡吾国治学固有的精神;⼀⽅⾯亦是符合现代治学最善的⽅法——科学的⽅法。 

不过,我们要知道,实事求是的含义颇⼴;推⽽⾔之,则实事求是,就是: 

1、不泥古,2、不炫新,3、不抄袭,4、不⽆谓,5、不落伍,6、不夸⼤,7、不保守,8、不盲进,9、不含糊,10、不⽭盾。 

以上⼗条,相反的就是要创造,要进取,要有纪律,要合时代,惟其如此故能根据事实,求得真理。且实事求是是⼀语,不特治学应该如此;即推⽽⾄于⼀切,均当如此。所以本校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为种种之实施,如: 

1、 德性训练⽅⾯——则⼒求简朴真诚,实⾏新⽣活。

2、体育训练⽅⾯——则⼒求健康壮勇,注重国术运动。 

3、 知识训练⽅⾯——则⼒求应时致⽤,兼及社会服务。 

4、军事训练⽅⾯——则⼒求应时⾮常,实习防空救护。 

5、团体训练⽅⾯——则⼒求精神团结,组织各种集会。 

6、环境布置⽅⾯——则⼒求兴奋沉着,设备书报挂图。 

以上是实事求是实施的⽬标:我们即将根据这实事求是的⽬标,⾛上实事求是的⼤道,造就实事求是的⼈才,以负起历史的使命,与救国家救民族的伟⼤的责任!!!

 

原载《⼯商学⽣》创刊号  1937年4⽉10⽇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核心价值沃土
浏览次数:227    2021-01-05

河北大学2020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申报材料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核心价值沃土

——河北大学文学院传统文化培育核心价值观系列教育活动

项目负责人:张  丽

主要贡献者:王  芝  康翠迪

 

报送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核心价值沃土

——河北大学文学院传统文化培育核心价值观系列教育活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高校作为研究、传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承载着立德树人、为党和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因此高校必须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重点,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丰厚沃土。

河北大学文学院坚持立足专业特色,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形成了以思想建设为引领、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内涵)、以专业特色为支撑和以志愿服务为拓展的全方位校园文化活动体系,并开发出一系列有特色、有内涵、有活力的校园文化活动,引领师生争做优秀传统文化的笃信者、传承者、践行者和弘扬者,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滋养。

一、理念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河北大学文学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断,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河北省委、省政府《河北省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精神,按照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积极探索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努力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校园、走近师生,在师生中“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同时,也力求让师生切实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使其在师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为河北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增添新的活力,也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坚实基础。

二、具体做法

(一)思想建设引领,为弘扬传统文化“打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文化不断交织碰撞,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持续加强对中国的价值渗透,已经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河北大学文学院不断坚持思想引领,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教育,至今已经连续多年成功举办“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博文班”,带领学生干部、学生代表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各种理论成果,同时邀请知名教授为同学们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同学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认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信仰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青马工程”分为春秋两季班,从2017年至今已经举办六期,培养240余名思想素质高、学习能力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结课后,这些同学们又深入校园、班级、宿舍,与其他同学展开广泛的讨论交流,形成了“学院组织,学生参与,全员讨论”的思政教育模式,为学生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此外,学院还牢牢把握关键时间节点,引导组织各班积极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对青年学生进行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既丰富了青年学生的学习生活,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又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的思想得到升华,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以“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争做六有新人”、“听党话,跟党走”等为主题,开展了30余次多样化团日活动,引导青年学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增强“四个自信”,打造特色鲜明、品优质高的精品活动,充分发挥共青团在青年的学习成长中的思想引领作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学院开展了“聚力克时艰,文采绘宏图”线上升旗仪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对师生展开爱国主义和责任教育,提振师生战胜疫情的信心,并吸引到近8000人次在线观看,为完善危机应对育人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组织“弘扬五四精神,绽放‘战疫’青春”主题团日活动,让同学们积极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抗疫”故事,凝聚起抗击疫情的青春正能量,全学院二十余个团支部,近千名学生参与其中,为传承“五四精神”,共同抗击疫情做了再动员。

(二)专业特色支撑,为弘扬传统文化“作保障”

河北大学文学院在近80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崇尚科学研究,重视教学实践的良好风气,涌现出一大批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专家学者,顾随、詹锳、张弓、裴学海、黄绮等都曾长期在此执教,并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院充分发挥专业特色优势,并以此为支撑,借鉴优秀电视节目形式,成功开发了“成语大会”和“诗词大会”两大极具特色的品牌活动。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言简意赅,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灿烂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河北大学文学院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届“成语大会”,从初试到复试再到决赛,同学们每时每刻都在切实感受成语的魅力。同时,比赛还邀请专业老师进行点评,深入浅出地讲解成语背后的故事,带领同学们深入思考成语的深层含义,如“忧国忧民”“毁家纾难”告诉人们何为爱国,如何爱国;“一言九鼎”“言信行果”告诉人们诚信的价值;“彬彬有礼”“竭诚相待”告诉人们如何待人接物等,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让同学们在比赛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诗词大会”则是文学院另一品牌活动,活动自开展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受到了河大青年、红色战线、航标网、青年通讯社等校媒的关注与报道,在学校掀起了讨论诗词的热潮。文学院还曾选派学子代表河北大学参加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节目,并在总决赛中斩获亚军,充分体现了文学院学生的精神风貌和人文素养,代表队成员曹跃还被保送中央党校进行深造。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又一大亮点,它具有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格式整齐的特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历来讲究“修齐治平”,将个人、家庭与国家、社会联系起来,从某种角度看,“修身”是个人层面,“齐家”是社会层面,“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凝练为24个字,既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时代精神。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仁者爱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这些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思想和理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层面都有着深刻影响。“诗词大会”和“成语大会”自举办以来,已经吸引1500多人参加比赛,近千人到场观看决赛,在全校范围内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同学感受到成语和诗词之美。在此带动下,河北大学学生也积极报名河北省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并多次以赛区第一名的身份代表河北省参加华北五省(市、自治区)人文知识竞赛,同学们以“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的胸怀,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2017年4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河北大学作为距离雄安新区最近的高校,第一时间抢抓机遇,依托专业特色,由文学院牵头设立了“雄安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整合相关研究力量,以保护和弘扬雄安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延续雄安历史文脉为目标,并以之为契机,加速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同时,学院也以研究中心为平台,多次组织师生赴雄安新区开展调研活动,为雄安新区的当地方言、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文学院师生组成的方言调查团队,发挥文学院语言文字学的学科优势,赴安新进行方言调查,这项调查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全国发起,被《河北日报》关注和报道。文学院师生成立了“朗读雄安”活动小组,结合自身专业创作诗歌,歌颂赞美雄安新区,并受邀到雄安新区参加“有一个新区叫雄安——诗与歌的交响音乐会”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河北日报》、凤凰网凤冀雄安频道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此外,文学院还积极开展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国学开心学”大型知识竞赛等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让师生充分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文学院也积极开展“为你写诗”特色活动,学院师生们组建了诗歌交流群,创作了大量诗歌,歌颂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和基层工作者,并向他们献上崇高的敬意,不仅培养了文院学子的专业技能,更是将爱国主义融入其中,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培育了丰厚土壤。

(三)志愿服务宣传,为弘扬传统文化“拓空间”

河北大学文学院志愿者分队自成立以来就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延续孝道传统开展“寸草心”关老敬老活动:每年举办“九九重阳敬老月”活动,志愿者们深入社区为老年人表演节目,帮助老年人做一些日常事务,给老人们的生活带去更多的欢声笑语;结合专业特长,开展“为你写诗”特色活动:组织全院同学创作诗歌,寄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为他们送去温暖和祝福;组织学生赴雄安进行采访,开张“朗读雄安”诗歌会等;普及劳动教育,组织“图书归家,方便大家”活动:志愿者常态化协助图书管理员将借还书籍放回原位,减轻图书管理的工作压力,也为其他借书同学带来便利;厚植家国情怀,动员志愿者投身防疫一线: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文学院共有41名志愿者参与所在村(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他们在为来往人员测量体温,在挨家挨户消毒防控,在积极普及抗疫知识的志愿服务过程中,构筑严防严控的青春长城……河北大学文学院志愿者分队多次荣获河北大学“优秀志愿者分队”称号,“为你写诗”等项目荣获保定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梁宝艺等同学荣获省级优秀志愿者。奉献是志愿服务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是高尚的。志愿者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提高自身的办事能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天下大同”,提倡“守望相助”“睦邻友好”,志愿服务精神正是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志愿服务精神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层面的要求,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平等、公正”,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得到了充分彰显。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有利于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能让传统文化走进生活、贴近群众,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三、经验亮点

(一)思想引领,理念指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立足新时代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河北大学文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师生中“入眼、入耳、入脑、入心”,为河北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增添活力。

(二)体系完善,专业支撑

河北大学文学院在校园文化建设上经过长期摸索和经验积累,已经形成了以思想建设为引领、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内涵)、以专业特色为支撑和以志愿服务为拓展的全方位校园文化建设体系,同时,文学院依托学院学科优势,开发出了一系列有特色、有内涵、有活力的文化活动,在全校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地参与和讨论。老师们的研究成果也不再拘泥于课堂讲解,学生们的知识学习也不再受限于课本教材,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身边生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三)公益拓展,全员参与

长期以来,志愿服务活动在德育育人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北大学文学院积极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学生参与生活、参与社会,使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同学们的内心开花结果。文学院还大力提倡师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使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成长成才。

河北大学2020年陶瓷烧制技艺研培班结业
浏览次数:283    2021-01-05

11月16日上午,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河北大学2020年陶瓷烧制技艺研培班”如期结业,结业典礼暨成果汇报展在曲阳陈文增定瓷艺术馆成功举办。

河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益禄,河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立海,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胜利,曲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顾振亮,曲阳县副县长徐路生,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庞永辉,河北省书协副主席、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宗超,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滑晓军,副书记、副院长侯志刚,陈文增定瓷艺术馆馆长杨丽静,艺术学院办公室主任杜鹏程,研培班班主任郭苏河;以及陶瓷研培班全体学员、艺术学院师生代表、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员工等两百余人参加结业仪式。仪式由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滑晓军主持。

河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立海讲话,他指出高校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该班以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的办学积累为平台,所开设的非遗通识、文化基础、实践创作等系列课程,对丰富传承人的多方素养,提高传承能力,增强传承后劲具有长远意义。希望艺术学院在今后的研培教育实践中,对陶瓷班学员持续跟进服务,发扬校地结合、校企结合的经验做法,增强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更好地服务京津冀文化发展战略和雄安新区文化建设,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做出新贡献。

艺术学院院长刘宗超代表教学单位做培训总结。他指出,部、厅、校、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副司长吕晓松在培训期间亲临曲阳调研指导。该班始终按照部厅要求,秉持“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的原则,呈现出四个特点:一、精彩授课。邀请吕品田、曹建文、陈红雨、倪建林、齐彪、穆青、庞永辉等专家做专业报告,安排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十余位教授为该班授课。二、实习实训别有特色。学员们到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实习实训,开启校企合作新篇章。三、赴多地采风交流,观摩活动丰富多彩。四、学员表现优秀,结业展别具特色,作品富有艺术表现力。通过本期研培活动,使传承人吸收了高校的学术资源,同时也传承丰富了高校的艺术积累,对完善教研体系建设,更好发挥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具有实在意义。

曲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顾振亮致辞,认为此次研培班对曲阳的文化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长远意义。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庞永辉介绍了学员在曲阳的学习情况。他被同学们积极的热情和丰富的创造力所打动,认为学员结业展的作品有思想、有创意、有突破。陶瓷研培班学员代表谢鹏发言,感谢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及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为本次学习活动的周到安排,感谢专家老师的悉心教导,表示全体学员将乘这次研修的东风,提高传承能力,增强传承后劲,以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回报国家的培养。

随后,与会领导为本次研培班同学颁发了结业证书和收藏证书。学员代表向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和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赠送了锦旗。

最后,河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益禄宣布此次陶瓷烧制研培班顺利结业,学员成果汇报展正式开展。

结业典礼后,与会嘉宾和学员们合影留念,并参观了陶瓷研培班学员结业陶瓷作品展。

开幕式现场

河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益禄

河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立海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曲阳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顾振亮

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庞永辉

颁发结业证书

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滑晓军主持仪式

合影

优秀学员作品

燕下都瓦当艺术展室•藏品(上)
浏览次数:110    2021-01-05

▵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构件,使用在建筑物檐前,起着保护和装饰美化建筑物的作用。瓦当从西周时期开始产生使用,经春秋战国繁荣发展,在秦汉时期达到鼎盛,沿用至今。其中,河北易县燕下都瓦当与陕西关中秦瓦当、山东临淄齐瓦当并称为我国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5公里处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面积约四十余平方公里,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重要都城之一,且在各诸侯国都城中规模最大。自上世纪初至今百余年时间,该地出土了大量瓦当。其纹饰种类多样,制作工艺精美,文化内涵深厚,凝结和折射着当时社会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趣,为文化艺术界所关注。通过一件件瓦当,我们可以了解两千多年前燕国的建筑艺术风格以及文化风貌,窥见当时宫殿之壮观华美,都城之阔大宏伟,国势之雄强昌。

▵本室陈列的燕下都瓦当,由吴磬军、于军两位先生提供,系从多年集藏之千余面瓦当中精心遴选而出,基本上涵盖了燕下都瓦当的文化艺术风貌。拓片由杨旭光、于军两位先生传拓。

|展室实拍

|展品欣赏

1、瓦当范具

▵ 实物拓片      

▵ 此件范具呈圆饼状,在它的正面设计两个以半圆形为单位的相互对称的图案,纹饰为单线双兽对向,在双兽身下有两个乳钉纹,中间有一条较窄的直线。制作瓦当时,按照这条直线切割将图案一分为二,便产生了两个完全相同的半圆形图案,即两个半圆的双兽纹瓦当。此范具直径长19厘米,边轮处薄,中间厚,最厚处约2厘米。质地夹砂灰陶。

|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此瓦为中等规制的檐前筒瓦,瓦身长94厘米。当面、瓦身和瓦尾完整无损,其特征、纹饰清晰可辩。瓦筒身纹饰分为前中后三段,两端为三角山形纹,中间为抽象写意团龙纹。

▵阳文。当面底径26厘米,宽边轮,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此瓦当虽属双龙背项饕餮纹构图,但在表现手法和效果上发生了变化。其一,正面饕餮在构图设计上所占比例增大,双龙所占比例缩小,尤其是饕餮的双目巨大而凸显。其二,饕餮的双角显得狭小且设计在饕餮双目外眼角的上方,饕餮的阔口变得左右宽平、上下狭窄,而不再具狰狞之效果。其三,双龙身躯虽然整体相连,但在饕餮唇边转折处与其尾部相接关联不明显,同时,双龙的头、颈及身躯表现得简洁写意、圆转灵活。

3|山云纹

                 

▵ 实物拓片

▵这是一面小规制的檐前带当筒瓦,瓦当、瓦身和瓦尾部分形状特征完整清晰,瓦身长45厘米,筒背有瓦钉孔。

▵阳文。当面底径15.8厘米,边轮较宽,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图案中央以两道左右对称拐折的图像组成山形纹,山形两侧缀以勾云纹。纹饰端庄规整,清新匀秀。

4|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35.5厘米,边轮较宽,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构图饱满,浑圆劲健,整体纹饰起线,加之整体纹饰起线,从而使当面效果在端庄规整中又显现出了繁缛华丽之感,在狰狞凶悍中又流露出了大度包容之态。双龙头、颈及前半身粗壮凝劲,后半身不再显示,尾和后爪部盘曲在当面两下角。双龙头部刻画精细,张口竖角,呲牙吐舌。饕餮巨口更加宽阔凸显,口唇翻卷上翘到了饕餮双目外侧的上眼角部位。

5|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36厘米,边轮较宽,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构图饱满,浑圆劲健,整体纹饰起线,加之整体纹饰起线,从而使当面效果在端庄规整中又显现出了繁缛华丽之感,在狰狞凶悍中又流露出了大度包容之态。双龙头、颈及前半身粗壮凝劲,后半身不再显示,尾和后爪部盘曲在当面两下角。双龙头部刻画精细,张口竖角,呲牙吐舌。饕餮巨口更加宽阔凸显,口唇翻卷上翘到了饕餮双目外侧的上眼角部位。

6|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35.8厘米,边轮较宽,且有半周阴刻弦纹,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此瓦当为双龙背项饕餮纹的错切,按正确切割观察,整体纹饰构图饱满,浑圆劲健,整体纹饰起线,加之整体纹饰起线,从而使当面效果在端庄规整中又显现出了繁缛华丽之感,在狰狞凶悍中又流露出了大度包容之态。双龙头、颈及前半身粗壮凝劲,后半身不再显示,尾和后爪部盘曲在当面两下角。双龙头部刻画精细,张口竖角,呲牙吐舌。饕餮巨口更加宽阔凸显,口唇翻卷上翘到了饕餮双目外侧的上眼角部位。

7|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32厘米,边轮极窄,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构图饱满,浑圆劲健,整体纹饰起线,加之整体纹饰起线,从而使当面效果在端庄规整中又显现出了繁缛华丽之感,在狰狞凶悍中又流露出了大度包容之态。双龙头、颈及前半身粗壮凝劲,后半身不再显示,尾和后爪部盘曲在当面两下角。双龙头部刻画精细,张口竖角,呲牙吐舌。饕餮巨口更加宽阔凸显,口唇翻卷上翘到了饕餮双目外侧的上眼角部位。

8|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35.5厘米,宽边轮,且中间有半周阴刻弦纹,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此瓦当虽属双龙背项饕餮纹构图,但在表现手法和效果上发生了变化。其一,正面饕餮在构图设计上所占比例增大,双龙所占比例缩小,尤其是饕餮的双目巨大而凸显。其二,饕餮的双角显得狭小且设计在饕餮双目外眼角的上方,饕餮的阔口变得左右宽平、上下狭窄,而不再具狰狞之效果。其三,双龙身躯虽然整体相连,但在饕餮唇边转折处与其尾部相接关联不明显,同时,双龙的头、颈及身躯表现得简洁写意、圆转灵活。

9|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5厘米,边轮极宽,偏内侧有半周较宽的阴刻弦纹,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是由当面中间的正面饕餮头像与沿当面边缘背项盘曲的双龙构成。饕餮双目凸显,宽鼻阔口,双目上的“朵云纹”为其双角。双龙仰身蟠靠上面边缘,长颈各自中正下垂,背项向外,张口竖角,形成饕餮的额梁,双龙身躯分别向左右从饕餮的双角底下穿过,紧贴饕餮双目的外眶向下、向外盘曲,臀部和后爪部蟠曲在当面两下角。

10|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1厘米,窄边轮,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是由当面中间的正面饕餮头像与沿当面边缘背项盘曲的双龙构成。饕餮双目凸显,宽鼻阔口,双目上的“朵云纹”为其双角。双龙仰身蟠靠上面边缘,长颈各自中正下垂,背项向外,张口竖角,形成饕餮的额梁,双龙身躯分别向左右从饕餮的双角底下穿过,紧贴饕餮双目的外眶向下、向外盘曲,臀部和后爪部蟠曲在当面两下角。

11|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0.8厘米,边轮极窄,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是由当面中间的正面饕餮头像与沿当面边缘背项盘曲的双龙构成。饕餮双目凸显,宽鼻阔口,双目上的“朵云纹”为其双角。双龙仰身蟠靠上面边缘,长颈各自中正下垂,背项向外,张口呲牙吐舌,形成饕餮的额梁,双龙身躯分别向左右从饕餮的双角底下穿过,紧贴饕餮双目的外眶向下、向外盘曲,臀部和后爪部蟠曲在当面两下角。此瓦当在双龙身躯和饕餮双目、阔口纹饰外边缘起一道阴刻细线纹。其独特之处是在饕餮双目中饰以圆圈纹,以表眼睛之意。

12|双龙背项饕餮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0.7厘米,边轮较窄,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是由当面中间的正面饕餮头像与沿当面边缘背项盘曲的双龙构成。饕餮双目凸显,宽鼻阔口,双目上的“朵云纹”为其双角。双龙仰身蟠靠上面边缘,长颈各自中正下垂,背项向外,张口呲牙吐舌,形成饕餮的额梁,双龙身躯分别向左右从饕餮的双角底下穿过,紧贴饕餮双目的外眶向下、向外盘曲,臀部和后爪部蟠曲在当面两下角。此瓦当在双龙身躯和饕餮双目、阔口纹饰外边缘起一道阴刻细线纹。其独特之处是在饕餮宽鼻正中饰单凸线桃形朵云纹。

13|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3厘米,边轮极宽,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是由当面中间的正面饕餮头像与沿当面边缘背项盘曲的双龙构成。饕餮双目呈外上内下斜立状而不再那么宽大方平,宽鼻和双目内眶间以五条竖凸线表示,口阔而唇卷,双目上的“朵云纹”为其双角。双龙仰身蟠靠上面边缘,长颈各自中正下垂,背项向外,张口竖角,形成饕餮的额梁,双龙身躯分别向左右从饕餮的双角底下穿过,紧贴饕餮双目的外眶向下、向外盘曲,臀部和后爪部蟠曲在当面两下角。

14|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5.4厘米,边轮极窄,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当面主题纹饰为双龙背项饕餮纹的构图设计,双龙头、颈和身躯显得圆转灵活,臀部和尾部写意。饕餮的双目由方变圆,似呈斜立状,有抽象写意之感,整体纹饰图案与边缘距离稍宽。

15|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0厘米,窄边轮,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当面构图虽仍保留着双龙背项饕餮纹的轮廓和风神,但整体纹饰却由线条勾勒而成,极具图案化,尤其是饕餮双目和双龙的双目依然夸张凸显。

 

16|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0.1厘米,宽边轮,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除双龙背项饕餮纹构图设计依然明显外,双龙的头部和饕餮的双目极其夸张凸显。双龙目圆睁,角竖,口大张,呲牙吐舌。饕餮双目宽大方整,且向外突出,扑人脸面,夺人眼目,动人心魄。整体纹饰起线,当面繁缛华美。

17|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8.8厘米,边轮较宽,无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整体纹饰构图虽为双龙背项饕餮纹,但变形较大,除正面饕餮头像的双目方整凸显外,其他纹饰较为简练写意,发生了较大变化。饕餮阔口以卷云纹显示,宽鼻以三竖凸线表示,双角亦表现得扁尖。双龙头和身躯极其写意抽象,臀部及后爪在当面两下角呈格式化。

 18|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0.4厘米,边轮极宽,无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整体纹饰虽仍属双龙背项饕餮纹设构,但其特点较为突出,当面简括明朗,宽舒平和。饕餮双目外眼眶宽阔而眼珠较小,阔口所占比例较大,高且宽,以卷云纹饰之。双龙头部明显,双目以点珠文表示,双龙颈和身躯简括写意,纹饰外沿高而中间凹。

19|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9.2厘米,窄边轮,泥质灰陶。纹饰构图仍属双龙背项饕餮纹一类,只是表现得方整简化,趋于图案化。饕餮双目呈平状图长条形,以两圈凸现作眼帘和眼眶,十分凸显,饕餮双角上尖下平,呈三角形,鼻宽,而阔口不在显夸张之态。双龙头、颈和身躯方整简括,当面两下角为双龙尾部,整体纹饰方整平板但不僵滞。

  20|双龙背项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8.5厘米,边轮极宽,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纹饰构图虽属双龙背项饕餮纹一类,但变化极大。饕餮双目变小而紧靠,宽鼻不再显示,双角宽大且设计在饕餮双目两侧与其平行,饕餮口部宽大凸显。双龙头、颈和前半身躯具象且圆转灵活,后半身略去,臀部和尾部盘曲在当面两下角,极其写意,整体图案有些像蝙蝠状。此瓦当边轮顶部有压印阴文“左匋强”三字。

  

 

                                                                              艺术学院信息工作办公室

燕下都瓦当艺术展室•藏品(中)
浏览次数:88    2021-01-05

▵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构件,使用在建筑物檐前,起着保护和装饰美化建筑物的作用。瓦当从西周时期开始产生使用,经春秋战国繁荣发展,在秦汉时期达到鼎盛,沿用至今。其中,河北易县燕下都瓦当与陕西关中秦瓦当、山东临淄齐瓦当并称为我国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5公里处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面积约四十余平方公里,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重要都城之一,且在各诸侯国都城中规模最大。自上世纪初至今百余年时间,该地出土了大量瓦当。其纹饰种类多样,制作工艺精美,文化内涵深厚,凝结和折射着当时社会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趣,为文化艺术界所关注。通过一件件瓦当,我们可以了解两千多年前燕国的建筑艺术风格以及文化风貌,窥见当时宫殿之壮观华美,都城之阔大宏伟,国势之雄强昌。

▵本室陈列的燕下都瓦当,由吴磬军、于军两位先生提供,系从多年集藏之千余面瓦当中精心遴选而出,基本上涵盖了燕下都瓦当的文化艺术风貌。拓片由杨旭光、于军两位先生传拓。

|展室实拍

|展品欣赏

21|双龙背身仰首饕餮纹

▵ 实物拓片 

▵ 阳文。当面底径17.3厘米,窄边轮,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由背身仰首的双龙与正面饕餮的头像构成。当面中部为饕餮正面头像,二目圆睁,鼻宽口阔。左右两部分分别是沿当面弧线盘曲的双龙,当面两下角为双龙仰面朝上的头部,张口、竖角、瞪目,双龙身从正面饕餮口里穿入,藏匿于饕餮目后,再从饕餮眉的上部穿出,爪蟠于当面顶端,双龙身再分别向外、向下、再向外盘曲,最后向上卷曲,龙尾上卷处与龙口相交,龙身再着“如意”勾云纹。

22|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8.2厘米,边轮极窄,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饕餮二目圆睁,明晰可见。当面上部正中饰两朵卷云纹,形成饕餮的额梁,中间以一条竖凸线为饕餮的鼻梁,两侧与双目中间部位饰卷云纹。饕餮的宽鼻、阔口以及当面两下角皆以卷云纹饰之。饕餮双目呈平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作眼眶,双目上端“如意”朵云纹为其双角。此种瓦当纹饰遵循严格的中轴对称构图原理,整体纹饰以中间长竖凸线为准,似为左右两兽的侧面相对。

23|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8厘米,边轮极窄,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当面局部呈红褐色。此瓦当为卷云饕餮纹之错切,按正确切割纹饰观察,饕餮二目圆睁,明晰可见。当面上部正中饰两朵卷云纹,形成饕餮的额梁,中间以一条竖凸线为饕餮的鼻梁,两侧与双目中间部位饰卷云纹。饕餮的宽鼻、阔口以及当面两下角皆以卷云纹饰之。饕餮双目呈平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作眼眶,双目上端“如意”朵云纹为其双角。此种瓦当纹饰遵循严格的中轴对称构图原理,整体纹饰以中间长竖凸线为准,似为左右两兽的侧面相对。

24|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8厘米,窄边轮,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饕餮二目圆睁,明晰可见。当面上部正中饰两朵卷云纹,形成饕餮的额梁,中间以一条竖凸线为饕餮的鼻梁,两侧与双目中间部位饰卷云纹。饕餮的宽鼻、阔口以及当面两下角皆以卷云纹饰之。饕餮双目呈平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作眼眶,双目上端“如意”朵云纹为其双角。此种瓦当纹饰遵循严格的中轴对称构图原理,整体纹饰以中间长竖凸线为准,似为左右两兽的侧面相对。

25|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8.5厘米,窄边轮,有窄下沿,质地夹砂灰陶。饕餮二目圆睁,外有一周凸线作眼眶,眼上两“如意”卷云纹为其双角,以一纵凸线作鼻梁。饕餮宽鼻、阔口,鼻端、口唇均以卷云纹组成,整体纹饰匀称、清整、精美。此类瓦当纹饰虽属卷云饕餮纹一类,但又可看作是双龙饕餮纹的变种、解散,似乎主体纹饰侧重饕餮,双龙纹为饕餮额头、双目外侧、阔口两边亦即沿当面弧线分布的卷云纹所替代。

26|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8.3厘米,宽边轮,下沿亦较宽,质地夹砂灰陶。饕餮的额中、眉上、鼻端、口角及当面两下角均饰以卷云纹。如果将额头、眉上及当面两下角的卷云纹联系起来看,仍不失为解散的双龙纹遗意。饕餮二目圆睁,外有一周凸线作眼眶,其双角从二目内眶向上、向外、再向上,与当面两侧边缘卷云纹叠压交叉。以一条纵脊线表示饕餮鼻梁,饕餮鼻宽而口阔。

27|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9厘米,宽边轮,窄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此瓦当纹饰不再似左右两侧面兽相对。卷云纹组成饕餮的额头、口嘴及面庞,饕餮双目呈平椭圆形,大而凸显,短鼻梁、宽鼻,眼眶及眉间简括清朗。饕餮口嘴、双角及面庞均由卷云纹组成。

28|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9.5厘米。宽边轮,无下沿,质地夹砂灰陶。饕餮双目呈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作眼眶。当面的上部正中即饕餮的额头部分横向舒展宽朗,似呈格式化。饕餮双目在当面部分上移,面部、口部即当面下半部分纹饰比较复杂繁缛,皆以卷云纹饰之。

29|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6.4厘米。边轮较宽,有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此类纹饰变形较大,饕餮的双目以凸点线纹表示,较小亦不在呈圆睁状,额头、口、鼻、面庞均以卷云纹表示。整体纹饰皆以单线条勾勒而成,显得更加率意抽象,简练清朗。

30|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6厘米。边轮较宽,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此类纹饰变形较大,饕餮的双目以凸点线纹表示,较小亦不在呈圆睁状,额头、口、鼻、面庞均以卷云纹表示。整体纹饰皆以单线条勾勒而成,显得更加率意抽象,简练清朗。

31|卷云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7厘米。窄边轮,左下角部稍残,下沿极窄,质地夹砂灰陶。此类纹饰虽为“卷云饕餮纹”,但其纹饰设构变化较大。饕餮双目成平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现作眼眶,饕餮口阔,口唇翻卷,口唇中部上至鼻端、鼻梁皆以卷云纹饰之,饕餮额头即当面中顶部分的卷云纹显得极为简练。整体纹饰的构设似有交叉叠压之感,好像有一种“双龙”身躯的盘结意味。

32|三角双螭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7.6厘米,宽边轮,且有半周阴刻弦纹,窄下沿,质地夹砂灰陶。此种瓦当纹饰的特点在于以当面正中顶部为上端,以当面两下角部位为下端构成明显的等腰三角形,在三角形中间及下边线中端饰以饕餮面像,再巧妙地辅以背身回首双螭,饕餮双目凸显。

33|山形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9厘米,当面右下角稍残,边轮极宽,在边轮内侧与纹饰图案之间有半周凸弦纹,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由两道单凸线自上端中央相连,然后左右对称拐折成山形状,两边回曲呈梯形止于当面左右两下角。饕餮双目微下垂,略呈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做眼眶。山形顶端形成饕餮的额梁,以一条竖凸线做鼻梁,与组成饕餮阔口的卷云纹相连,口的两侧饰以方形凸线纹。在山形拐折外侧的空白处,填以短线纹。

34|山形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阴文。当面底径16.4厘米,边轮极宽,在边轮内侧与纹饰图案之间有半周凸弦纹,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由两道单凸线自上端中央相连,然后左右对称拐折成山形状,两边回曲呈梯形止于当面左右两下角。饕餮双目微下垂,略呈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做眼眶。山形顶端形成饕餮的额梁,以一条竖凸线做鼻梁,与组成饕餮阔口的卷云纹相连,口的两侧饰以方形凸线纹。在山形拐折外侧的空白处,填以短线纹。

35|山形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阴文。当面底径16.4厘米,边轮极宽,在边轮内侧与纹饰图案之间有半周凸弦纹,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此瓦当为山形饕餮纹(阴文)错切,如按正确切割效果看,由两道单凸线自上端中央相连,然后左右对称拐折成山形状,两边回曲呈梯形止于当面左右两下角。饕餮双目微下垂,略呈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做眼眶。山形顶端形成饕餮的额梁,以一条竖凸线做鼻梁,与组成饕餮阔口的卷云纹相连,口的两侧饰以方形凸线纹。在山形拐折外侧的空白处,填以短线纹。

36|山形饕餮纹 

▵ 实物拓片

▵ 阳文。当面底径16.3厘米,边轮极宽,在边轮内侧与纹饰图案之间有半周凸弦纹,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由两道单凸线自上端中央相连,然后左右对称拐折成山形状,两边回曲呈梯形止于当面左右两下角。饕餮双目微下垂,略呈椭圆形,外有一周凸线做眼眶。山形顶端形成饕餮的额梁,以一条竖凸线做鼻梁,与组成饕餮阔口的卷云纹相连,口的两侧饰以方形凸线纹。在山形拐折外侧的空白处,填以点状纹。

37|山形花卉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0厘米,边轮极宽,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此种纹饰似乎仍在突出饕餮面像,但已趋于图案化,除饕餮的双目还具象一些,其余如口、鼻、额等部位都已趋于美术化。如饕餮的口唇以花卉纹饰之,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从口的正中向上一直到额头,依次排列近似“山”形的纹饰,当面上部两端还饰以卷云纹。

38|山珠花卉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20.5厘米,边轮极宽,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此种纹饰与山形花卉饕餮纹大体相似,只是饕餮从口至鼻再至额头间的那些山形纹不见了,在饕餮额头的一个单层山形纹里边饰一圆珠纹,故称山珠花卉饕餮纹。也有称其为“山形太阳花卉饕餮纹”,把圆珠纹视作了太阳。

39|山珠花卉饕餮纹

▵ 实物拓片

▵阴文。当面底径17.6厘米,边轮极宽,窄下沿,质地泥质灰陶。此种纹饰与山形花卉饕餮纹大体相似,只是饕餮从口至鼻再至额头间的那些山形纹不见了,在饕餮额头的一个单层山形纹里边饰一圆珠纹,故称山珠花卉饕餮纹。也有称其为“山形太阳花卉饕餮纹”,把圆珠纹视作了太阳。

40|双龙纹 

▵ 实物拓片

▵阳文。当面底径17.5厘米,窄边轮,下沿极窄,质地夹砂灰陶。整体纹饰由对向双龙构成,双龙曲身扬颈、张口瞪目、面向而对,双龙角交叉,左高右低,成对峙抵斗状。双龙后足撑立,前身内蜷,前足对峙,颈向后、向上扬伸,头内昂,以角相抵。双龙尾向上、上内再向上卷曲,双龙身躯胸部饰有旋纹,极具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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